一年前，重庆市渝中区生殖健康中心在全国率先开设了“艾滋病预防热线”，“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干预科研项目”正式启动。同年，该中心又在同性恋者经常出没的酒吧设置了安全套发放机，此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朋友工作组亮相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３日下午３点，阿亮向单位请了假，急匆匆赶到了渝中区计生委生殖健康中心，他是来参加今年首次的“朋友工作组”志愿者联谊会的。在阿亮之前，已经有１０多个志愿者到了会场。

阿亮是通过朋友介绍了解到“朋友工作组”的。阿亮来之前还和渝中区生殖健康中心“同志 关爱项目组”负责人周生建有过一次通话。

“请问你和伙伴‘办事’时戴套吗？”

“不用，我们又不会怀孕。”

“可现在外面的病很厉害，性病、艾滋病什么的……”

“我可不是那种外面乱来的人。”

“你知不知道，在我国，最早发现（１９８９年）经性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是男同性恋者，在２００１年调查发现，在已监测过的男同性恋接触者中，这一数字已高达５.９％。”“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阿亮在听取周生建的建议后，突然意识到什么，遂决定加入到“朋友工作组”活动中来。

联谊会由阿浩（化名）主持。他在会上总结了去年工作组的活动情况：“开设了“男同”、“女同”、“老年同性恋”等３条热线，以及一条“防艾”热线。同时，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引进公厕、酒吧和浴室。定期召开预防艾滋病座谈会、参与式的同伴教育、知识讲座和户外交流活动。”

阿浩是“朋友工作组”的骨干，重庆某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他加入志愿者队伍后，协助周生建成立“同志 关爱项目组”，并草拟了《项目计划书》：“重庆地区同性恋的自身建设处于一种非健康状态，从负面影响着社会态度、社会环境和自身安全。所以，我们应树立遵纪守法、规范有序、健康向上和自强自立的同性恋形象，得到社会更大的认可。”阿浩告诉记者，重庆的同性恋酒吧和浴室在国内出现较早，这个群体从一出现就面临性病、艾滋病的严重威胁。但圈内朋友对此却并没有清醒的认识，无保护性行为大量存在，“我们协助周老师在重庆地区开展相关工作，便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了。”“酒吧里的安全套，最初由我们的志愿者进去免费派发”。后来，周生建找到４家同性恋酒吧和浴室的老板协商安装安全套发放机。之前，周和酒吧老板还签订了“合作协议”：由项目组出资购买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安置在酒吧，而酒吧以０.７元／只的价格从渝中区计生协会购买安全套装入机内，再以１元／只的价格出售给顾客，不得提高价格；或由酒吧将其他价廉的或免费安全套放入机内销售，利润归酒吧所有。“我们在安全套自动售货机旁边还摆放了‘艾滋病预防展示橱窗’。”周生建对此特别强调。

周生建说，这样的做法其一是引导同性恋者自觉参与主流社会共同遏制艾滋病蔓延的行动，同时也消除了一些人对在公共场合发放安全套这种做法的误解。

走进虚拟社区

“我们所有的工作就好比在一个虚拟社区里操作。我在里面仅仅起个引导和协调作用，这个作用也限于搭建他们（男同性恋者）和社会沟通的桥梁而已。”周生建称，因为自己是“圈外人”，为了沟通方便，从创办“朋友工作组”以来，他便以从社会公开的形式，征集了５９名所受教育程度较高、素质较好的男同性恋者充当志愿者。志愿者征集来了后又是怎样操作的呢？周称，首先，他对志愿者进行“防艾”宣传，然后，让这些志愿者身体力行，将“防艾”的工作在他们活动的圈子里面传播。张永（化名）便是５９名志愿者中的一个。

记者来到渝中区计生委生殖健康中心那天，碰巧也遇见张永，这位年轻人对记者的提问倒也坦然。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性取向的？”

“应该是在读中学的时候吧。那时候，自己奇怪怎么就喜欢和男孩子在一起，而且一看到他们就会有心跳的感觉。”

“你怎么考虑自己的未来，工作、感情、家庭？”

“工作方面，我担心的不多，只要自己有本事，即使再与众不同也会有饭吃，大不了自己开店。现在我在一家公司上班，老板知道我的情况，但她对我挺好。”

“自己的感情呢？”

　“我没有幻想自己有个特别好的未来。也许会有一个人跟你在一起，过一辈子。如果没有人跟我一起，我就去养老院，找跟我一样的人在一起，聊聊天，也挺不错吧。”

　“你父母呢？”

“他们即使是对我最失望的时候，也还对我有一线希望。”

“为什么参加周先生的工作组？”

“也是对自己关心吧，还有就是也想为其他像我这样的人做点什么。其实，我们这群人特需要别人的关心……”张永对记者透露，像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平时是不敢对旁人流露出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由于很少有人能真正地接纳他们，其所受到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当志愿者平时有哪些工作？”

“就是把我们在朋友工作组了解的事情，和圈内的朋友聊聊。比如，让他们懂得应该使用安全套，让他们随时保持对艾滋病等能够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的防范意识”。

艾滋干预在行动

周生建用了３个字形容他自己的工作――宣传队。周生建说，根据资料显示，我国同性恋人数达３６００万―４８００万之多。按照国际标准（占人口比例４％）计算，３４００万重庆人中，便有１３６万同性恋。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样，由于同性恋者往往认为自己不生育，因而在性行为时少有采取防护措施的。正因为这样，“艾滋病已经在我国同性恋人群中高速蔓延。”周生建沉重地说。

为了遏制艾滋病在重庆男同性恋中广泛传播，周生建和他的同事们实施了针对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干预的科研项目（市计生委主要科研项目之一，是以政府科研项目形式开展针对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的干预，在国内属首次），周生建将之称为“同性恋酒吧的防艾工程”。

“艾滋病干预与同性恋人群有什么关系？”

“艾滋病流行与人们爱异性或是同性没有必然联系。艾滋病只涉及那些以多性伴方式生活而且不能坚持安全行为的个体。他们既可能是异性恋男女，也可能是男同性恋者。至于对某个人群的艾滋病干预，是指采用健康教育等手段，控制该人群中的艾滋病流行。我们在男男性接触者实施防艾工程，主要是他们日常的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

“你干这件工作有没有压力？比如社会舆论压力。”

“干这工作之前，我有犹豫，也害怕别人嘲笑自己不务正业。一旦真正做起来，就没有这些顾虑了。家人和单位的同事都非常支持我，我也没觉得别人在用有色眼光看我。”

“为什么选择这种工作的方式？”

“首先是艾滋病感染人群在逐年增加。根据市卫生局统计，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８年，全市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人数在１―５人，１９９９年，艾滋病患者为１５例，２０００年报告为２２例，２００１年报告２９例，２００２年报告为９４例，２００３年上半年，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共２５７例，在全国排位第１８位。同性恋患者特别是男性又特别容易感染艾滋病。再者，同性恋人群往往难以自我认同，来自社会、家庭压力较大，社会对他们的容纳度有限，所以，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对这个群体进行艾滋病的防预工作。”

渴望不被歧视

在采访周生建时，他提出了自己对同性恋群体理解，他引用了国内著名医学教授张北川的一句话：“同性恋爱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只是性取向不同而已，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病态，也不会对他人，对社会产生危害。同性爱就像人有左撇子一样，很正常，如果非要把左撇子改过来，是不合道理的。”他还说，但大多数人还是不能理解，心存偏见甚至歧视，因此给同性恋爱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引导同性恋者主动预防艾滋病的同时，也希望社会对同性恋群体有所包容。”对此，心理咨询师朱美云分析认为，世俗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我国的长达数千年的农耕历史不无关系。中国传统观念向来以农为本，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人们把人本身的生产作为物质生产中的一个要素，人要生产人，就是要生育。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生育的崇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的性文化要求男人女人必须结婚；不光结婚，还要生孩子；不光生孩子，还要生一个更能干体力活的男孩。计划生育遭遇的阻力，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对妇女的歧视，也和这种文化有关系。而同性恋不生育，所以被歧视。”

“我们应该和同性恋者手拉手一起往前走，共同迎接艾滋病对我们的挑战。”有识之士这样认为：艾滋病才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中的人们。实际上，大量的异性爱者也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当中。从世界范围看，全部艾滋病感染者中，７５％到８５％的人是因为异性间性行为感染艾滋病。作为男同性恋人群，在全部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只占５％到１０％，这个比例从某种程度上说，接近于这个人群占整个人口的比例，不要因为这个人群可能艾滋病感染率高就歧视。要想到，那样做只能加重这个人群的感染，而这个人群一旦感染率高，全社会都要付出代价。”

记者手记＜＜

“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英）斯宾塞。

是的，在人们依旧是谈性色变，性传播又在急速增长的今天，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艾滋，面对同性恋？因为它背离传统，因为它隐含着“肉体交易”的可能，所以，它就应该遭受唾弃和责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名说：“不能因为有同性恋者感染了艾滋病，就认为全是同性恋的罪过。我们可以反过来推理：得了癌症的人都喝水了，但喝水就会得癌症吗？生病的人都呼吸空气，那么呼吸空气都会生病吗？这是连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目前西方国家的同性恋者感染的比例开始有所下降。”关键在于，无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应该关注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生命和他人的生命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