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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不只是感染者、病人和政府、医疗机构所要面对的问题，它更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所要关注的。“相互关爱，共享生命”，有那么一些人一直都在默默努力，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对抗着“艾滋病”这个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不易被感动的工作狂――冰蓝 28岁 福州
近乎齐肩的长直发、休闲装、宽大的牛仔裤，让冰蓝很有种“文艺青年”的感觉。今年2月底，在一次艾滋病预防外展培训活动中，冰蓝是在场的50多位志愿者中，仅有的5位曾接触过艾滋病人或感染者的志愿者之一。当主持人问到如果在场的人当中有艾滋病人或感染者时，他会作何感想，冰蓝很轻松地回答道：”没什么感觉。”
冰蓝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艾滋病预防会议，对艾滋病有比较科学客观的认识，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对男同性恋这个高危人群的关怀上，因此他能态度平静地面对艾滋病人及感染者。
冰蓝告诉记者：“1999年，有一对情侣创了‘爱情白皮书’网站。其中一个人对新闻特别感兴趣。家里都贴满了各种新闻资料，最先便由他负责在网页上贴新闻。渐渐地，关心这个网站的人多了起来，发展到现在，这个网站由分散在全球的20多个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来维护，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比如我是学计算机的，主要负责网络维护工作。网站上的新闻资料来自全球各地的媒体资讯，翻译语言多达7种，不单纯追求访问量，只求在网站更新维护的过程中留下一些有价值、有分量的文章，现有文章已达八千多篇。其中一个主打频道栏目是《星星问答》，主持人是美国一位46岁的华裔大学教授，他曾获美国大学社会学学位。问答中有许多是关于男同性恋者高危人群的安全性行为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谈到自己，冰蓝说他个人有两个毛病，一是工作狂，二是有收集各种资料的癖好，而且不容易被感动。但当我看到网页上他利用业余时间编辑和采写的一篇篇文章，不禁想到：他或许是不容易被感动的，但他却在时时感动着许多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
未来的家庭治疗师――Johnny 29岁 香港（照片未提供）
白净斯文的Johnny，一副金边眼镜将他浓浓的书卷气衬托得恰到好处。虽然他的国语讲得有些艰难，但每次来内地参加艾滋病预防培训的会议，他都会很积极热情地与其他志愿者交流。
Johnny曾在一所艾滋病治疗机构工作过5年，发觉自己对艾滋病的预防与关怀工作很感兴趣。据Johnny自己说，他后来离开那里的原因是考虑到自己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积累还不够，为了以后走更远的路，还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Johnny说：“现在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社会工作专业。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个人工作’方面，可以接触到一些个案，对方可以谈谈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我怎样影响到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于很多感染艾滋病的人来说，我想他们最害怕的事是：‘我的将来是怎么样的？我是不是没有将来？’过去的工作中，我经验不够，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有些事情还可以做得更加好。比如那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些艾滋病感染者会问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去和其他人讲，他们会想：我要不要和家里人，和我的太太、朋友讲？香港还有不少人，他们有安全性行为的相关知识，也有这个态度，但没有采用安全性行为去保护自己。”
“我以后想做艾滋病个案的咨询，具体的目标是做‘家庭治疗’。中国是家庭观念比较重的国家，某个家庭成员遇到问题，艾滋也好，其他疾病也好，如果家人肯支持他、帮助他，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事，而来自家人的伤害对他来说也是最大的伤害，我希望能从这个部分入手做些工作，避免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家庭因为艾滋病而被拆散。”
Johnny还未毕业，已经开始在香港智行基金会负责一些具体工作。在香港，像Johnny这样受过很好的教育，英文也不错的年轻人，很多都会选择去念MBA，出来好赚大钱，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社会工作者的工资都比从商者要低很多，关于这些疑问，J0hnny的说法是：“虽然工资不太多，我希望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发挥出来，比如艾滋病，可以让更多的人去面对这个问题，去预防这个病。我个人是很渺小的，但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东西传递给别人，如果有人听了我说的，当晚他就采取了安全性行为，避免了一次感染艾滋病的机会，我觉得就很值得。我们去帮助其他人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温和耐心的志愿者――袁子能 44岁 广州
有人说，要求司机上高速公路前系好安全带并非是为了鼓励超速驾驶，要求进人工地的建筑工人戴安全帽并非是鼓励不规范操作，同样，给高危人群派发安全套并非是鼓励高危性行为。袁子能就是这样一位活跃在男同性恋者高危人群中的“派发者”。
袁子能性情温和，富有爱心，磁性、低沉的声音很能给人以安全感。作为外展志愿者之一，在广东省CDC（疾病控制中心）的赞助下，他在广州、花都、佛山、江门等地的宾馆、酒吧、公园甚至男公厕等地派发安全套和安全性行为的小册子，多次在男同性恋高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的宣传工作。
几年来，他遭遇过不少不解或歧视的眼光甚至来自男同性恋者的骚扰，还有人认为他做志愿者是为了钱、为了出名，这使他有些心灰意冷，后来在朋友的帮助和开解下，他终于下定决心继续做志愿者的工作。
在面对艾滋病人及感染者时，袁于能同样表现出他热情坦诚的一面。袁子能的一位朋友讲的一则小故事就很能表现这一点：“前段时间，袁子能的一位久不联系的朋友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亲友们都惟恐避之不及，那位朋友自己也变得自我封闭、情绪低落，一个人住在租来的一间小破屋子里，整日足不出户。袁子能听说后，立刻联系上他，经常去找他，从物质上、感情上都尽量给他关怀，甚至还把自己的一部分家具搬去他家。有一次，我有事找袁子能。恰好他要去那位朋友家，我便一起去。虽然之前我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一定了解，对艾滋病人也没有什么歧视心理，但还是有些害怕，到了那位病人家里不敢说话也不敢乱动。到了吃饭时间，我们三个人共坐一桌，我看到袁子能和那位患有艾滋病的朋友谈笑风生，还不时地拍对方的肩膀，和对方同吃一个盘子里的菜，便对袁子能非常佩服，深受感动，最后，我也伸出了自己的筷子。”
“那位HIV感染者开始是吃进口药，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好多了。但由于经济原因，后来停了药，没多久病情又复发，他很彷徨。袁子能就带他到广州‘爱之家’办公室聊天，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建议他改吃国产药。现在他比以前开朗多了，有时还会帮助打进“爱之家”热线电活的咨询者解答一些问题。”
 爱心班长――陈超亮 22岁 大连
被大家亲切地唤作“老班长”的陈超亮，身材高大魁梧，酷似外表沉稳、冷峻的影星胡军，让第一次接触他的人都以为他至少有二十八九岁，不料他却“生于80年代”，目前还就读于大连一所大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职务。陈超亮自小就有表演天分，说学逗唱都通晓、无论是组织外展志愿者培训还是开联欢会，都能见到亦庄亦谐、严肃而不失幽默、逗乐而不失深刻的班长。
1999年在大连某电话热线成立之初，陈超亮就从组织者那里接触到了有关艾滋病预防的宣传手册和安全套等；2001年12月，陈超亮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学校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2001年到2003年，每年的12月，陈超亮都会去当地防疫站帮忙派发宣传册、安全套。2002年，有一次，陈超亮有幸见到预防艾滋病宣传形象大使濮存昕，当濮存听到有关陈超亮的一些事迹后，亲切地对他说：“我是形象大使，你就是‘爱心班长’。”学校也很支持陈超亮的工作，同年，他还和社会上的几位朋友一起在高危人群中宣传性病、艾滋病知识。2003年《大连日报》刊出一篇题为《一位与性病艾滋病有关的大学生》的报道时，校长还拿文章标题和他打趣。现在，陈超亮已经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大连性学会”的会员，他得意地说这两个会员身份为他做宣传工作帮了不少忙。
“2003年5月2日，大连CDC（疾病控制中心）的几位大夫要在酒吧的高危人群中采取血样，做HIV、淋病及梅毒的检测。刚开始，酒吧里有些人很抗拒、不愿接受采血。我向CDC的工作人员学习了采血方法，并陪他们一起去酒吧。我对酒吧里的人说：‘你爱一个人，你就应该保护他，去做个检测吧。’有一次，有个人用挑衅的语气反问我：‘你能保证他们的针头是干净的吗？’我听了，和其他三个志愿者一起卷起袖子，作为示范，先演示了一下被采血的过程。在场的人心服口服，纷纷挽起自己的袖子。”
 陈超亮对记者说：“我觉得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工作时，有一颗平常心很重要。2003年12月，我是大连某预防艾滋病志愿者培训班其中的主持人之一。会务组请了一位来自北京的感染者，但并没有事先通知我们。我猜到了，主动要求和那位感染者住一间房，第一晚就和他聊到晚上两点多。后来，为了让到会的其他志愿者知情，我想了很多方法，最后决定：如果我宣布了到会者中有一位是感染者后，有人害怕、反对或退场，我就和大家说是开了个玩笑，看看大家对艾滋感染者的真实态度；如果没人反对，我再将那位感染者请出来。结果没想到当时参加会议的51位志愿者没有一人反对，在阵阵掌声之中感染者泪流满面地站了起来，他说：‘我在生活上并不困难，但心理压力特别大。请不要可怜我，我要的是大家的平常心。也请大家不要把同性恋和感染者划等号，是高危人群就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说完，参会的志愿者抢着上去和他握手、拥抱，甚至有朋友去亲吻他，场面非常感人。开会那几天，我和那位感染者一同就餐，会议空隙我带他去海边拍照。他回到北京后我还把照片寄给了他，和他通电话时他哭了，说我的真诚打动了他，是大连的志愿者精神打动了他！”
“这学期结束前，我打算在学校开一节有关艾滋病的课，主要讲艾滋病的预防知识，并想用我的亲身经历消除同学们对艾滋病的误解和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心理。学校的老师知道我有这个想法、都很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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