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万封来信诉说同性恋隐痛

“（《同性爱》出版后）我当时以为自己把国际上先进的理论引入中国，我的工作也就完成了，然而，书出版后读者的反响却令我始料不及。

那几年我所收到的信不下上千封，至今已收到上万封信。一开始，我几乎每封信必回，后来实在受不了，只有挑一部分回复。”

在这上万封信中，张教授读到了许许多多同性恋者的隐痛：有自惭形秽，惊恐迷茫的；有姑娘示爱，不知如何拒绝的；迫于父母压力结婚的……

“我始终记得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买了我的书后，却没地方看，只能每晚跑到路灯下读，读完后，便把书烧了。其实，烧我书的又何止他一个呢！”

而一些未成年人的来信就更让他感到难过。“最小的孩子只有14岁，他不能和家人说，也不能和朋友说，只能向一个遥远的陌生人倾诉，这样的压力可想而知！”说这些的时候，张教授的眼睛湿湿的。

“许多人想到研究同性恋是因为学者的好奇心和搞艾滋病研究，而我则是因为看到这些不公平，转而研究的。”

1997年，异性恋者张北川和一批不同性取向的学者创立了“朋友”项目组。1998年，项目组开始出版一本名为《朋友》的内部双月刊。“通过这些刊物，让人们科学地了解自己，不再恐慌和害怕，并获得彼此的交流。”

3 同性恋者八成以上会结婚

张教授说，在我国，与普通人群相比，男同性恋群体中的艾滋病感染率要高出20倍。与国外同性恋者不同，中国同性恋群体的一大特点是80％以上的人迫于世俗压力结了婚或者将要结婚。

张北川所说的这一比例，在武汉馨缘工作组的调查中再次得到印证。去年，馨缘工作组对4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显示，28岁以上的同性恋者有八成已婚。但他们一直过着“双重生活”――既有婚姻生活，也有同性恋生活。

据张北川对11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表明，77％的同性恋者经历过严重痛苦，34％有过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未遂行动，66％孤独压抑，50％严重影响工作。

“当一位同性恋者感染上艾滋病时，他将要面临的是双重歧视，在这双重歧视下难以生活！”张教授说，“不止一次，那些被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向我求助：该怎样告诉家人？我只有对他们说，就说是找过小姐吧。”

4 春天来了，更要努力耕耘

尽管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误解和歧视仍然存在，但张北川却乐观地说――“春天来了”。张北川所说的春天是“非典”后，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公共卫生问题。同性恋群体以及由此而面临的艾滋病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坚持了这么多年，我现在的工作越来越好做了。去年，央视的新闻调查《以生命的名义》播出后，理解同性恋人群的人多了，工作更好开展了。”说到这里，一直神情凝重的张教授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现在许多地方卫生部门的官员们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不过，这还不够，还需要更多地方领导层官员的理解和支持。”张说，“在艾滋病蔓延的情况下，要防止艾滋病，中国不可能回避同性恋问题。”

目前，九城市男男性接触者调查课题便是要进一步了解同性恋群体状况，以便通过干预控制这一人群中的艾滋病蔓延。

这次调查，张北川几乎全部选择了与民间组织合作。比如在武汉，与他合作的便是馨缘工作组。

张教授解释说，“我们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同伴教育工作，同性恋志愿者更容易接近同性恋群体，做起工作来更容易。不过，虽然主要是依托民间组织做这个课题，但基本上每个城市的卫生疾控部门也都参与其中。”

“春天来了，但春天不是收获的季节，而是要努力耕耘的季节。”

张北川简历

●张北川，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常务理事，数种皮肤性病科杂志编委等。

●自1989年起研究同性恋现象／人群。

●1994年出版有关同性恋的理论专著《同性爱》。

●在国内科学界等的支持下，1998年创办对男男性接触者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

●因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被认为有“卓越贡献”，国际社会授予其首届“贝利-马丁奖”(2000年度)。

●自2000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有关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防治的科研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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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同性恋同伴教育在行动

成立于2004年的馨缘工作组前身是武汉朋友热线，这是武汉最早出现的同性恋志愿者民间组织。

现在，馨缘工作组的志愿者已有上百人，大部分志愿者本身就是同性恋者，经常活动的志愿者也有二三十人。

馨缘工作组的办公地点在武昌一个普通住宅里。该工作组负责人于清（化名）来自武汉某高校。他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是同性恋者，但我很关注这一特殊人群的健康，所以很愿意为他们服务。”

“几年前，当志愿者刚在酒吧里宣传防艾知识时，很多酒吧老板都会拒绝，而现在，越来越多的酒吧欢迎我们去做活动。因为只要我们做活动，酒吧里的客人就会多一些。”

据馨缘工作组的调查显示，2004年，武汉的同性恋者中安全套的使用率只有20%%，而现在，这一比例已上升到30%%~40%%，在文化层次高的同性恋者中，已上升到50%%以上。

于清说，由于八成28岁以上的同性恋者都有家庭，所以，大部分同性恋者也成为一种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如果同性恋群体的安全套使用率能够提高，就可以有效控制艾滋病向大众传播。

让于清感到欣慰的还有，从去年起，馨缘工作组的同性恋同伴教育开展得越来越顺畅，民间干预工作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这其中包括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等。

目前，武汉市疾控中心的工作计划中也明确写到了同性恋人群干预。

“看来，同性恋人群艾滋病预防工作已逐渐列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这真是一个可喜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