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颁布实施的《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今年起，适当扩大艾滋病诊断结果告知范围，除告知检测者本人外，还要将诊断结果告知配偶或监护人。
这个“告知”，远非普通的“通知”那么简单，技术含量很高，疾控人员如果操作不慎，当场闹出人命都有可能。
告知必须面对面
到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到了一份《HIV检测阳性结果告知技术要求》教材，专用于培训负责“告知”的疾控人员。自2004年起，浙江省卫生厅开始培训疾控人员，合格后核发《艾滋病检测阳性告知》证书，并要求持证上岗。目前，区县级疾控部门都有两三位培训合格的疾控人员。
在这本培训教材上，告知流程大致是――
电话预约检测者见面→选择一个清静、相对独立的房间作为告知地点→两位疾控人员与检测者见面→做流行病学调查→疾控人员出示《HIV抗体阳性确认报告》，将检测阳性结果以及可能的后果告知本人→提供心理咨询和预防传播的知识，鼓励积极生活，明确权利义务，强调社会责任等。
“告知”还有一些特别要求，如医务人员必须面对面告知检测结果，必须为当事人保密，必须提供书面确诊信息等。
这些只是书面上的技术要求，疾控人员在实际操作中还得灵活处理，因为要面对的当事人形形色色，在告知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通知见面其实都是骗过来的
告知的第一步，就是约当事人见面。
“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其实是先把他们‘骗’过来。”杭州上城区疾控中心传防科胡锦峰说。他从事“告知工作”3年多，接触过几十位艾滋病感染者。
“我们一般会电话通知，‘你有一张化验单在我们这里，上面有些项目不是很详细，我们想问一下，麻烦你有空过来一趟。’要尽量淡化检测的结果，别让对方有所觉察，一般他们都会来。”胡锦峰说。
在杭州上城区疾控中心一楼走廊尽头，有一间很不起眼的“咨询室”，这里通常就是告知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的地点。
“这间咨询室相对独立，关起门来，基本不受外界干扰，外面也听不到里面说话，方便保护当事人隐私。”胡锦峰说。
告知还有一个禁忌，就是尽量不去当事人家里。
“在当事人家里很容易泄露艾滋检测结果，引发家庭危机。”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所所长陈树昶说。他在2004年拿到《告知证书》，是杭州最早一批“持证上岗”的疾控人员。
告知现场的几种情形
“告诉一个人得了艾滋病，对其心理打击是一般人很难想像的。”胡锦峰与陈树昶都曾告知过几十位艾滋病感染者，他们描述的情景非常相似，“当事人大部分都是脸色立刻变得铁青”。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两个人只能笼统地概括了告知现场的各种情形。
震惊、慌乱
我告知过一位感染者，他没想到自己会感染，也没有心理准备，一听结果就说，完了、完了、完了，连续说了几十遍，看得出，检测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整个人变傻了。一些有点社会地位的人，一旦知道结果，往往也是这样。 ――胡锦峰
拒绝
有一位中年男人，只在外地嫖过一次娼，就检测出阳性。被告知后，他不承认，不相信自己被感染，反复质问我们，会不会把检测结果搞错了，后来干脆说我们一定是把检测结果弄错了。――胡锦峰
内疚、负罪感
有位妇女嫁到杭州，去年做阑尾炎手术前，查出感染艾滋病，我们告知后，她一直哭，嚎啕大哭，劝都劝不住。她曾在外地卖过血。查出艾滋病后，觉得很对不起家庭，有一种负罪感，哭得死去活来。 ――胡锦峰
极度恐惧
害怕死亡、惧怕无法保守个人隐私，怕失去工作，遭到歧视等。这类当事人一般被告知后，会不自觉地小声嘀咕，“怎么办？怎么办？” ――胡锦峰
绝望轻生
我曾在医院病房里告知过一位男性同性恋者，小伙子听到结果后，闷声不响地从床头的包里掏出事先用纸巾包好的刀片，紧紧握在手心，想自杀。我们又不敢上去夺刀片，几个人就这么僵在那里，恰好他妈妈站在门外可能有些知情，就走进屋劝说儿子，最后才把刀片拿下。这是我最紧张的一次告知经历。 ――陈树昶
坦然接受
这类人群主要是吸毒者，他们圈子里可能有艾滋病，对自己被感染有一定心理预期。我曾遇到过一位吸毒者，他得知结果后只说了一句话：终于轮到我了。很坦然的样子。 ――胡锦峰
报复
把自己的感染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甚至整个社会，因此产生报复心理。这种情况目前在杭州还没碰到，但外省曾发生过当场袭击医务人员的事。所以，派两位医务人员告知当事人，也是这个考虑，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也容易控制局面。 ――陈树昶
告知配偶的操作难度相当大
《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医务人员除要将诊断结果告知本人外，还要告知配偶或监护人。与此前的要求相比，适当扩大了告知范围，改变了过去原则上由感染者本人告知配偶的规定。
“我觉得，《条例》新规定的卫生部门告知配偶，操作难度相当大，特别是对流动人口感染者的配偶告知，我们当地疾控部门几乎做不到，必须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跟其他省的卫生部门协作才行。”陈树昶说。
目前，浙江省卫生行政部门正在抓紧制定更加合理、操作性更强的艾滋病诊断结果告知实施细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