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岁末的《英雄》之热延续到2003年，虽然冲击奥斯卡未果，但张艺谋仍然执著于武侠电影路线，远赴乌克兰进行他的武侠“二女作”《十面埋伏》。

　　一篇评论这样评价张艺谋的电影：检阅一下张艺谋塑造的那些电影形象，会让人“双眼一黑”！《红高粱》，东倒西歪的原始酒坊，酿酒撒上尿，野合生了野孩，强迫中国人生剥人皮；《大红灯笼高高挂》，老太爷妻妾成群，女人争宠勾心斗角，女人沦为男人玩物，四姨太爱上大姨太的儿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恶势力的血腥仇杀，歌女卖身并最终为偷情被活埋；《菊豆》，叔侄婶三人的乱伦关系，亲生儿子杀死生身父亲；《秋菊打官司》，终于有个“正直”一点的女人出现了，但衣着邋遢，挺着大肚子，表情木然且步履蹒跚；《一个也不能少》，终于取个“现代”一点的题材了，但我们看到的也只是一群脸色菜黄、缺乏教养、从精神到物质都赤贫的中国孩子。

　　虽然任何人都无权强迫张艺谋改变自己的创作个性而改弦更张，但是张艺谋的电影题材却转向了武侠。对于这样一个电影题材上的转型，张艺谋的认知是这样的：我拍农民也不是我刻意的。我后来觉得，距离产生了一种认知，就是说当我们去拍农民的时候，这个距离就是城里人和农民的距离。拍身边的人会有相当的难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和身边的人是非常现实的。很难拍的原因就是这个空间太小，拍农民的空间要比拍城市的空间大一点，拍历史的空间要比拍现实的空间大一点，没有其他原因。［更多］

　夏天，拜“性交易”几个字眼所赐，我们得以见识了一位此前闻所未闻的歌手周旋。她与擅演皇阿玛的张铁林之间的口水官司，一时沸沸扬扬。不过到头来，张铁林照样接戏不断星运看好，女子周旋的名声响亮了不少。据传周美人将化悲痛为力量，潜心做歌出专辑出书。

　　对娱乐圈来说，已有无数先例表明，所谓的真相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就拿这场轰轰烈烈的性丑闻来说，有貌似弱女子的眼泪与叫屈，有貌似铮铮铁汉的暴怒与不屑，有媒体貌似公正的穷追猛打，可掰来揉去，偏就是找不出一个输家。

　　眼下这个娱乐圈，占据强势的游戏规则，是排斥波澜不惊，而容纳推波造势。无名者需造势，半红不紫者需造势，大红大紫还想继续保持热度的，同样少不了造势。造势最简单的一条，就是出新闻。少了绯闻传闻丑闻，身边便没了追逐的“眼球”，人气名气又从何说起？对于自己在这个事件中的位置，张铁林这样评价自己状告成都周璇诽谤案即将到来的宣判：“我为什么要去，我没有时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是不关心这场官司，而是有专门的人在处理这个事儿。”［更多］

　香港《东周刊》于去年10月的一期刊物封面上刊出一张来历不明的女性受虐半裸照片,相中人虽无指名道姓,但可辨认出为香港当红女星,引起社会哗然。事件以今年年初，香港淫亵及不雅物品审裁处裁定前《东周刊》其中一期刊登女星裸照为不雅刊物，《东周刊》高层11人被港警方拘捕而告一段落。而涉事者刘嘉玲，则经历了痛苦的过程。

　　周刊事件爆发后的两个礼拜，刘嘉玲都待在家里，不知道饿、困的感觉，整个人如同空白。家人提醒嘉玲吃饭，她却吃了两口又吃不下。那时候怕见人的刘嘉玲，只觉得一天的时间好长。不过最痛苦的时间，还是周刊照片未刊出的前几年。刘嘉玲坦承：“白天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人，晚上还是得自己面对那个伤痛，整个人是分裂的！”

　　在这一事件背后，比这一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香港娱乐媒体的庸俗化倾向正呈南风北进之势。这一点，稍有几年传媒工作经验的内地新闻工作者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哪几个地区、哪几家媒体最得香港娱乐媒体的庸俗真传。这些选题庸俗、趣味低下、捕风捉影的媒体，充分利用并不断培育着受众的好奇心与窥私癖，让许多原本不敢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消息”打着“公众知情权”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一时间，混淆了大众的是非观，动摇了美丑的标准。 ［更多］

　23届金鸡奖上，徐静蕾获得导演处女作奖和最佳女配角奖，徐静蕾（泪流满面）：“我最没有想到的是我能够得到导演处女作奖，有太多的人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现在只能说，我要好好拍摄过几天就开机的新戏，尽管我不知道我做导演能做多久，但我要对得起帮助过我、爱我的人。”

　　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我和爸爸》是一部亲情电影，第一次“出手”就一鸣惊人，除了自己投资，徐静蕾还担任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导演和女主角多重角色。很多看过此片的人都感到片中流露出一种“恋父情结”，还有人把影片和徐静蕾联系起来，徐静蕾解释：“我并没有刻意地体现恋父情结，生活中的我和父亲的关系同影片中也很不一样，我的父亲很严厉，我们沟通很难，但是也许我潜意识里希望父亲和女儿比较亲近吧。其实人的感情是很丰富的，很难准确界定有什么没有什么。”

　　有房，有车，有男朋友，还有一点小名气；父母奶奶身体健康，弟弟大学毕业，还有了女朋友；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还有了一些对生活的感悟……徐静蕾笑言她已经提前两年“而立”。“没有一点儿危机的感觉，我觉得我越大越能干成事，年龄小就意味着无知。小时候我是一个狗都嫌的，现在却被那么多人待见了。从前那个黑黑瘦瘦的姑娘长大后却成为一个靠脸蛋吃饭的人，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是这样。所以我干嘛要为年龄这种事操心呢！以我对自己的要求，现在的一切对我都仿佛是天上掉下一个特大的馅饼，所以我太知足了，再不知足就成得便宜卖乖了。” ［更多］

　赵安与张俊以，曾几何时，他们是明星的伯乐小腕儿们的爷，如今，风流尽被雨打风吹去。

　　张俊以素有“词坛怪才”的封号，最常面对公众的身份是词作家、诗人、晚会策划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1996年冬天，张作为《经济信息报》的记者，确实拓展了他活动的空间。他有个大胆的拓展计划：既包括经商活动又包括与新闻记者毫不相关的社会性活动。1995年冬天，张得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正在排练，连开了几个夜车，要将自己几年来最满意的诗歌作品送到北京去。好不容易，张被一位在吉林演出走穴时结识的龙套演员带进梅地亚。在一间很不起眼的房间前，张撞门找到导演组。在被总导演大胡子赵安否决十几首新诗旧诗后，张绝望地说：“莫非连一首歌词挤上去的可能都没有了吗？”当赵安想起有首《贺年卡》的歌词较差时，张冒出一句“什么歌我不能写？”并当场发挥，把一首让赵安苦苦愁了多日的《贺年卡》歌词说得天花乱坠，赵安当即首肯，张俊以不敢怠慢，把这首歌词改了不下十稿，最后在第三天夜里写成并获得赵安等人的认可。也就是从这时起，张的歌词得到了上央视春节晚会的殊荣。

　　面对赵安的任用和日后二人的关系，张俊以这样评价：赵安这人做人不行，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把钱给狗也不能给这种人。而对二人第一次“交易”的说法，则更加耐人寻味：

　　赵安在2002年11月7日交代：1995年春节晚会没用张俊以作品。“春兰杯”春节颁奖晚会的前夕，他请我在顺峰饭店吃了一次饭，要求我给他上作品，我就给他上了一个。

　　张俊以交代：腊月三十前几天，我写了一首歌《美好时刻》，想在春节颁奖晚会上播放。我给赵安打电话，赵安说：你不是要表示吗？那你来找我吧！最少拿5万元钱，送到梅地亚饭店。 ［更多］

　　纠缠4年的“锋菲恋”前日再传分手消息，消息震撼娱乐圈。谢霆锋驾车肇事找人顶罪案发生后，经历了所谓退隐的1年，由于靠着绯闻炒作的力量，谢霆锋的人气却更旺了，年末英皇公司在北京的群星演唱会，就是靠他撑着的。

　　对“锋菲恋”，娱乐圈集中了各种传闻。即使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对其中的真相也不得而知。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谢贤是香港一位红透半边天的小生。对谢霆锋的情事，谢贤说：这些不是他自制的，是人家给他的，我没有想过要娶媳妇，他现在还小，对于他的感情事，我从来也不会过问，他喜欢就行。

　　对谢霆锋在娱乐圈的个性，谢贤这样评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儿女进这行，但霆锋进这行是注定的，当年在加拿大，有一次无意间听到他唱歌，我没想过霆锋原来会唱歌的。我就带了他去学声乐，后来又跟两位师傅学唱歌，才发现原来他真的很爱唱歌。霆锋给人的印象很反叛，但反叛不是错，也不是坏事，他反叛是因为他要求突破，而且他的反叛不是要害人。”谢霆锋开快车，违反相关的交通法规，撞车后又找人“顶包”，妨碍司法公正，这些是不是坏事？如果不说这些，想来，不论是站在唱片公司的立场，还是社会大众的角度，都是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谢霆锋乖起来吧，可能不会那么讨大伙的喜欢了，他要还是那么不乖呢，好像也不是个事。唱片公司在谢霆锋复出的宣传海报上，印上一个小得见人时连裤子都不用穿的婴孩，据说寓意谢霆锋复出后重获新生。 ［更多］